总结出两个动作，就是送钱和收钱。
送钱和收钱的名义则种类繁多。
“三节两寿”时，要送钱和收钱。
高升或离任时，要送钱和收钱。
夏天天气炎热，有防暑降温费;冬天天气寒冷，有防寒保温费。
据统计，光是咸丰年间，官场流行的“陋规”就有节寿礼、程仪、卯规、冰敬、炭敬、别敬、门敬、门生礼、浮收、勒折、签子钱、秋审部费、晋升部费等，多达数十种。
道光时期，翰林出身的官员张集馨每次离京赴任，都要上下打点，向京官们送“别敬”，累计送了5万多两银子。
光绪年间，庆亲王奕劻权倾朝野，庆亲王府大门口收个“门敬”，每年就得要收几十万两银子。
“陋规”之泛滥，可见一斑。
许多清朝官场中的人，并不反对“陋规”。
如曾国藩。
曾国藩是一个比较清廉自持的官员，他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，穿衣、吃饭都非常简朴，对家人也很严苛。
但是，他就在一封家书里表示赞成“陋规”，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，就不得不如此;因为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，而且还得赡养一家大小和周济亲戚。
那么，与曾国藩齐名的左宗棠，是怎么对待“陋规”的呢?
左宗棠对“陋规”深恶痛绝。
1882年，左宗棠致信户部尚书阎敬铭：“官之薪廉，应得者也。
此外，如相沿之陋规，或借以办公，或取以作交际之用，尚可谓为应得之款。
致因巧而创立名色，因营私而潜通请托，若亦应得而以陋规宽之，是夷、跖可同科，贪夫多侥免，法未立而弊已滋矣。
”
左宗棠将官员的收入分为三种。
第一种是俸禄，是理所当然的合法收入。
第二种在官员办公、应酬之中获得的收入，勉强可以视为合法收入。
第三种是巧立名目、营私舞弊获得的收入，就不应该以“陋规”的名目得以宽耍否则的话，将会产生极大的危害。
左宗棠以身作则，尽量抵制“陋规”。
1879年，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期间，甘肃学政许应骙离任，回京述职。
许应骙是广东人，广东经济繁荣富庶，“陋规”盛行。
所以，许应骙在离任时向左宗棠要一笔路程费。
许应骙是翰林出身，来甘肃担任学政，只是进行基层磨炼。
这次回京述职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必然得到升迁。
对于这种前途显耀的官员，一般人都会极力巴结，主动送钱都来不及，哪里等到他开口要钱?
可是，左宗棠不是一般人。
他以甘肃穷苦为由，拒绝了许应骙的索求。
左宗棠不但不愿意送钱，还不肯收钱。
1881年，左宗棠历任陕甘总督，进京担任军机大臣、行走总理各国事物衙门，管理兵部。
陕西布政使王思沂知道左宗棠向来清廉，又经常慷慨解囊，没有留下什么积蓄。
到了京城后，迎来送往，开支巨大，恐怕入不敷出、难以为继，便将甘肃捐输陕西的一笔尾款送给他，这样“移济匮乏，廉惠不伤，与者与受者均有以自处”。
然而，左宗棠婉拒了王思沂的好意，带着空空的行囊赴京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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