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章问：“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应该持何种态度？”孟子回答道：“要始终保持恭敬。”万章追问说：“如果一再拒绝他人的礼物，这是否算不恭敬呢？”孟子解释说：“当尊贵的人赠予我们礼物时，我们应该思考这份礼物是否合乎道义，然后才决定是否接受。因此，不轻易接受礼物并非不恭敬，反而是对礼物的尊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拒绝礼物也是可以的。”万章又问：“如果我内心拒绝这份礼物，认为它是不义之财，但口头上却找借口接受，这样可以吗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如果他按照规矩与我们交往，遵循礼节与我们接触，那么即使是孔子也会接受这份礼物的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接受礼物是对他的尊重和认可。”万章提问道：“假若有一名在国都郊外行劫的强盗，他遵循规矩与我交往，并依照礼节赠送我物品，那么我是否可以接受这些赃物呢？”孟子坚定地回答：“绝对不能。《康诰》明确规定：‘对于杀人越货的凶恶之徒，人人都有权利将其制裁。’这意味着对于此类罪犯，无需先给予教育机会，便可直接予以惩处。这种法律自夏朝传承至殷商，再由殷商传承至周朝，历经时代变迁而未曾改变。如今，这部法律更是广为人知，威严显赫，我们又怎能接受赃物呢？”万章进一步追问：“然而现今的诸侯，他们的财富大多取自于民，这与拦路抢劫又有何异？如果他们能遵循礼节进行交往，那么君子是否会接受他们的赠予呢？这又如何解释？”孟子阐述道：“你是否认为，若有圣明的君主出现，他会无差别地诛杀现今所有的诸侯，还是先对他们进行教育，若他们仍不悔改，再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处罚？此外，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，我们称之为抢劫。但这只是在极端强调‘义’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的说法。回想孔子在鲁国任职时，鲁国人争相猎取野兽，孔子也参与其中。既然争夺猎物都可以被接受，那接受别人的赠予又有何不可呢？”万章继续追问：“然而，孔子选择出仕，难道不是出于推行道义的目的吗？”孟子回应道：“的确如此，孔子出仕的目的正是为了弘扬道义。”万章又提出疑问：“既然是为了推行道义，那他为何还要参与争夺猎物的活动呢？”孟子耐心解释：“孔子当时制定了祭祀的礼仪和祭品规范，他并没有要求用各地进贡的食物来作为祭品，而是选择通过争夺猎物的方式来获取，这也是符合礼仪的。”万章继续追问：“那他为何不在发现国君不为所动时选择离开呢？”孟子回答：“孔子的使命是为了天下百姓的福祉，只有当天下百姓都被他的行为所感动，而国君却仍然无动于衷时，他才会选择离开。因此，他在任何一个朝廷的停留都未曾超过三年。”孔子选择做官的原因有多种：有时是因为有机会推行道义，有时是因为得到君主的礼遇，有时是因为国君愿意重用贤才。对于季桓子，做官是为了有机会推行道义；对于卫灵公，是因为能与君主交流思想并达成共识而选择做官；对于卫孝公，做官则是因为国君重视并愿意重用贤才。

此段文言文选自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，内容主要围绕交际之道、受赐之礼与出仕之原则展开。通过万章与孟子的对话，展现了孟子对于道义、礼仪的坚守及其灵活应用。

首先，从交际的角度来看，孟子主张以“恭”为心。这里的“恭”不仅是表面的礼节，更是内心的尊重。当尊者赐予时，应先考虑其来源是否合乎道义，若不合道义，则以辞拒之；若以心拒之，即认为其取之于民不义，虽用他辞不受，却仍显不恭。这种交际方式体现了以道为交、以礼相接的原则。孔子曾言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在此，孟子实际上在提醒人们，交际不应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言辞和礼节上，更应注重内心的真实与道义。

其次，对于受赐之礼，孟子认为必须合乎道义。他以古代历史为例，指出殷商接受夏朝、周朝接受殷商的禅让是合乎道义的，因为这是天意。然而，如果当今的诸侯像强盗一样掠夺百姓，即使他们交际以道、馈赠以礼，这样的赠品也是不能接受的。这种观点体现了孟子对于正义和道义的坚守，不随波逐流，不苟且偷生。

最后，关于出仕的原则，孟子认为士人出仕应为了推行道义。他通过孔子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：孔子在鲁国出仕时，虽然鲁人有争夺猎物的陋习，但孔子仍然参与其中，目的是为了纠正这种习俗。同时，孔子在出仕前会先调查了解国君是否值得辅佐。如果国君行为不端且不听从劝谏，孔子便会选择离开。这体现了孔子出仕的灵活性和原则性。

此外，孟子还提到了三种出仕的情况：有见行可之仕、有际可之仕和有公养之仕。这三种情况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出仕动机和原则，既有对道义的坚守，也有对现实情况的灵活应对。

此段文言文不仅展现了孟子对于交际、受赐和出仕的独到见解，还通过对话的形式深入探讨了这些行为背后的道义原则。这些原则既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，也对后世的道德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通过这段文言文的学习和理解，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领会儒家思想的精髓和智慧。